在二千多年的传统中国社会里，儒家对国人的道德生活和精神生活影响最大；对艺术、科学，道家的影响最大，而对于政治生活，尤其是现实的政治运作，法家的影响最大。当然，这种影响是以“阳儒而阴法”的形式存在的。
内容提要：
中国古代法家代表人物及其思想
一、前期法家
二、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
儒法之争和法律的儒家化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征及缺陷
法家是什么人？谋士、改革家
春秋战时期，一些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或思想家先后在各诸侯国内发动了变法革新运动。由于他们积极主张法治，要求变法革新，加强君权，用法治原则取代“礼制”来治理国家和处理人际关系，以封建官僚等级制和郡县制取代贵族世卿世禄制和分封制，提倡富国强兵，奖励耕战，故被称为法家。
法家分前期和后期两段：
前期代表人物有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并形成了以商鞅为首的重法派、以申不害为首的重术派和以慎到为首的重势派；
后期法家代表人物是韩非，主张法、术、势并重。
管仲（？—前645），名夷吾，字仲。少时贫寒，跟鲍叔牙一起做生意。后来，鲍推荐他为齐国宰相。管仲相齐，是春秋时代的一件大事，它使齐国强盛而成为最早的霸主（春秋五霸），著作《管子》。
他的法家思想：
首先，对法的看法。
管仲说：“法者，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即衡量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
又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管子的这些说法被后来的法家所采用。
西方文化的法律之神忒弥斯（Θεμιζ / Themis，“法律”）是法律和正义的象征。
在古希腊神话里，主持正义和秩序的女神是忒弥斯（Themis）。按照《神统纪》所记载，忒弥斯是天神乌拉诺斯和大地女神盖娅所生。作为法律和正义的女神，忒弥斯的形象通常是一身披白袍、头戴金冠，左手提一秤，右手举一剑，倚束棒的蒙眼女神。束棒缠一条蛇，脚下坐一只狗，案头放权杖一支、书籍若干及骷髅一个。
按照欧洲像章学的解释，白袍，象征道德无瑕，刚直不阿；蒙眼，因为司法纯靠理智，不靠误人的感官印象；王冠，因为正义尊贵无比，荣耀第一；秤，比喻裁量公平，在正义面前人人皆得所值，不多不少；剑，表示制裁严厉，决不姑息；束棒，原是古罗马最高执法官的标志，是权威与刑罚的化身；蛇与狗，分别代表仇恨与友情，两者都不许影响裁判。
在我国古汉语中，“法”字写作“灋”，至战国时代，才出现了“灋”的简体字——“法”。汉代以后，“灋”字逐渐消失，为“法”字所取代。如果从文字学的角度对“法”字进行考察，东汉文字学家许慎的解释无疑最值得人们注意。
他在《说文解字》中说：“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zhi)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廌)去。”“廌”，相传是一种善于审判案件的神兽。“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深深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理解。
其次，对于运用赏罚的看法。
管子认为，要保证法令的贯彻，必须“劝之以赏赐，纠之以刑罚”。他要打破任人唯亲的原则，主张“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不用上令”、“寡功”和“政不治”的官吏也敢于处罚。后来的法家，也继承了这些观点。如韩非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再次，对于人性与治国的关系的看法。
管子说“民利之则来，害之则去；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于四方无择也。故欲来民者，先起其利，虽不召而民自至。设其所恶，虽召之而民不来也。”显然，这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来作为治国的根据。后来，韩非也有类似的看法：“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韩非所说的人情，就是管子所说的喜利恶害的人性。法家的治国之道，就是要利用这种人性或人情。
比管仲稍晚的子产（前380-前322），出身于郑国的贵族之家。他执政郑国二十年，取得出色成绩。在法家发展史上，子产最富有意义的创举是“铸刑书”，即把刑法铸于铁鼎上，从而促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此举改革了全凭统治者之意判刑的旧制度，使法具有了客观性和公开性。法家所说的法，均指成文法。韩非“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于之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后来，邓析“作竹刑”，晋国也“铸刑鼎”。
古代中国奴隶社会有所谓“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成文法的出现打破了统治者的随意性，限制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
子产还主张为政宽猛结合，但以猛为上。猛政如火，百姓畏之，故少死；宽政如水，百姓喜而玩之，故多死。即说，猛政的效果比宽政的要好。
李悝（前455-前395），被认为是法家严格意义上的开山祖。他任魏国相，主持变法。变法的主要内容：经济上，进行了“废沟洫——废井田”、“尽地力”、“善平籴”三项改革；政治上，主张无功不受禄，打击享有世袭特权而又无所事事的新老贵族，剥夺他们的俸禄，奖励能者和有军功者；军事上，建立了常备正规军。他对法家和和中国古代法律的最大贡献是编著《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成文法典。它包括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此后的封建法典创立了模式，成为秦汉以来封建立法的滥觞。秦汉以后，各朝编制的成文法典，无不以《法经》为蓝本。
与李悝几乎同时而稍后的吴起（？-前381），是兼法家和兵家于一身的人物，与孙武齐名，著有兵法，但失传。他在魏国曾经协助魏文候推行奖励军功的法家政策。但后被人谗害诬陷，弃魏而往楚。他在楚国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将无能的官吏和冗员一律裁掉，使楚国生机勃发，但他严重损害了权贵的利益。
楚国贵族对他怀恨在心。在支持他变法的楚悼王死后，贵族们准备杀害他，他便跑去伏在悼王的尸体上，想利用楚法中“丽（加）兵于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的规定来免祸，但仍被害。法家只有借助于君权之势才能推行变法，一旦君权不在，则改革难以继续，这是法家在历史初期的隐痛和悲哀。
商鞅（约前390-前338），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因受秦孝公封商邑，号商君，故称商鞅。现存《商君书》，反映了他及其后学的思想。
徙木赏金的故事
商鞅变法共进行了两次，变法的主要内容有：
1.废除了井田制，打破过去土地上的界限，国家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
2.生产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在战争中军功越大，授予的爵位越高，赐给的土地和房子也越多。旧贵族没有军功，就不能享受特权。
3.在全国设置31个县，由国君直接派官吏管理。
商鞅重法，认为“法也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商鞅的法制思想具体有：壹刑论，即“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策，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商鞅对太子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的处理，为后世的严明执法树立了榜样。
商鞅还主张严刑峻法，是“重刑论”者。重刑论包括两方面：一，“刑多赏少”，“刑九赏一”、“先刑后赏”。二，轻罪重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还有“告奸”、“连坐”，自己作法自毙，重刑走向滥刑、暴政。
慎到（约前390-前315），赵国人，著有《慎子》。他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以重“势”著称。但他的重势与重法有内在的联系：重势是为了推行法治，而要推行法治，又离不开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势。因此，慎子注重君权。君权，用他的话就是“势”。在他看来，君主要想臣民服从法令，实行法治，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掌握使臣民不得不服从的权势。他将君主和权势的关系比喻为飞龙和云雾的关系。有了云雾，飞龙才能高飞；一旦云雾消散，飞龙与地上的蚯蚓无别。君主有了权势，即使像桀那样的昏君，也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无权势，即使像尧那样贤智，老百姓也不会听从。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治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者之不足慕也”
申不害（前395-前337），是与慎到差不多同时的法家代表人物。他同慎到一样都是从道家分化出来的法家。与慎到相提并论的是他的重“术”。他所说的术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循名责实”。这是一种考核大臣之术，要求君主查明臣下实际上所做的（实）是否符合他们的职责（名）。
第二，装聋作哑，藏而不露。这是指君主不要让臣下觉察自己的意图，装着看不见，听不到，使臣下觉得高深莫测，从而无法投其所好，也无法隐藏自己的缺失。申不害的“无为而治”即上述第二点源自老子，但改变了老子的原意——君主不干具体工作，不沉溺于琐事缠绕等，而变为阴险狡诈之术。术的主要作用，在于辨别群臣的忠奸，考核其能力，衡量其功过，以加强法制和君主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