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儒家的主要经典、主要思想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四书五经是四书和五经的合称，是中国儒家经典的书籍。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指的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简称为“诗、书、礼、易、春秋”，在之前，还有一本《乐经》，合称“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本书也被称做“六经”，其中的《乐经》后来亡佚了，就只剩下了五经。《四书五经》是南宋以后儒学的基本书目，儒生学子的必读之书。

《乐经》失传，故汉代以后，只有五经流传。至宋代，发展为十三经。所谓“十三经”，除原来的《诗》、《书》、《易》以外，《礼》衍为三：《仪礼》、《周礼》和《礼记》；《春秋》有三传：《左氏传》、《公羊传》和《谷梁传》；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和《尔雅》，共十三部著作。其中，《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选集，属于文学；《书经》和《春秋》三传属于历史；“三礼”基本上属于典章制度、仪节规范；《孝经》是伦理学著作；《尔雅》是近似字典的工具书；《易》、《论语》、《孟子》三部属于哲学著作。

儒家与道家、佛家遁世、出世的人生观相反，具有强烈的淑世情怀。

《易传》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

孔子既是刚健有为思想的倡导者，也是这一思想的实践者。

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气概，与庄子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截然不同。

《史记》作者司马迁有段话：“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奋》；《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所作为也。”反映了中华民族愈挫愈奋、刚强进取精神。坚持独立的人格是刚健有为思想的重要表现。孔子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理想与生命发生冲突，只有选择前者，不能苟且偷生。他的名言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在自己的治国平天下方略不为统治者接受的时候，并不改变初衷，而是实行“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始终坚持“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论语·泰伯长》）的人生准则，决不向黑暗统治妥协。这种思想在孟子那里演变成为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有了这种正气，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种坚持独立人格和气节，不为物质利益或暴力所诱惑、所屈服的顶天立地的精神，成为烛照中华民族奋然前行的精神力量。

儒生、士人超越了个人一己和狭小群体的私利，关注社会人生，是社会的良知，“无恒产而有恒心”。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范仲淹“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身居庙堂则忧其民，身在江湖则忧其君”；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顾炎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共知识分子。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子不语“怪、力、乱、神”

为了达到、保持社会的和谐和统一，儒家的思想家们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增益着儒家创始人孔子的礼制思想。汉代，董仲舒把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发展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把孟子的“四端”仁、义、礼、智，发展为“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便是我们所讲的“纲常”。纲常已经确立，但未必人人皆按纲常去做。于是需要行教化。教化虽不是从汉代开始，但汉代的教化已非孔孟的自觉修身，而是将纲常作为必须普遍遵循的原则推广到大众中去，于是名教生。

所谓“名教”，即是以正名分为本的封建礼教。名教所宣传的无非是用封建纲常原则教化百姓，以达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统一。但是，这种僵化的、绝对的教条仍未挽救封建社会崩溃的命运。这是儒家的失误。任何原则，一旦被绝对化，势必违背它的初衷。

“内圣外王”是儒家修身治国的原则，最早出于《庄子·天下篇》。内圣，指主体的内在修养，对善的领悟，对仁义道德的把握。外王，指把主体内在的修养所得，推广于社会，使天下道一风同。用儒家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通过修身来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

个体修身内容：

忠、孝；“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君子人格修养：恭、宽、信、敏、惠等

反躬自身，“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见利思义、君子谋道不谋食、舍生取义等等

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情操气节

儒家注重个人道德修养，不仅指士人、普通人，还指统治者。《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统治者倘若以身作则，那么老百姓就好管理。《论语》有几则记载就很说明问题。一次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身中，不令而行；其身 不正，虽令不从。”

为政以德：统治者以身作则；用道德智力国家。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何谓“王道”？儒家的“王道”是指以德服人，相对于法家以力服人的“霸道”。如果说儒家的“内圣”是针对“人人”所讲，那么，“外王”则是专指封建统治者，特别是封建皇帝。儒家的王道不仅包括发展经济和发展教育，也就是在提高百姓物质生活水平的基础上，不断地提高人民的文化素养和道德情操；也包括封建朝廷要接受监督，选用贤能和听取臣民的批评。

尽管儒家学者已经意识到没有监督的政权是危险的，但是，由于封建政权的大一统，他们的“王道”主张并没有受到封建帝王的重视。所以，儒家的“内圣外王”从一开始就是个“跛脚儿”，它长于“内圣”而短于“外王”。尽管如此，儒家在两千前所提倡的“内圣外王”的思想毕竟对中国的整个封建社会起了极大的影响。

和为贵，作为儒家文化的最基本精神之一，曾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中西文化传统的一个显著差异，就是中国文化重和谐与包容，西方文化重分别与对抗。

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人、群体与群体的和谐；

人自身灵与肉的和谐。

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方面，儒家主张不以征服自然为满足，不以破坏自然为乐事，而是顺应自然、因势利导。孔子赞成用鱼杆钓鱼，反对用大网拦河捕鱼，以防止鱼资源枯竭；孟子主张在适宜的季节伐木，以免妨害树木的正常生长；《淮南子》的作者们明确反对“涸泽而鱼”、“焚林而猎”等等。这些例子都反映了维护生态和谐、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的可贵思想，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在人与社会方面，儒家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儒家理想的社会是一个存在君臣上下贵贱亲疏等级差别的社会；但是，它又是一个各等级间和谐统一亲如一家的社会。同时儒家还把尚“和”的思想应用于国际间，《尚书·尧典》说“协和万邦”即主张各民族、各诸侯国之间要互相团结，和睦共处。

在人自身方面，为了达到内心世界的和谐，儒家提倡对人的欲求予以道德节制。与世界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特别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重视通过节制欲望来净化心灵，以提高人的情感素质与理性能力，使社会朝着更加完善和谐的形态发展。儒家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人有道德。“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从个体到家庭，从家庭到社会、国家，伦理道德规范成为维持家庭和睦国家有序的重要保证。

“和为贵”的文化精神，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它滋养出了中华民族崇尚和谐统一的博大胸怀，使得中国人十分珍惜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这对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同时坚持和而不同的矛盾观，也促成了中国人做事不偏执，不极端，顾全大局，求同存异的文化传统，这对于凝聚民族精神，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富贵是人们所欲求的，不由道理得来的富贵，虽然富贵了我也不要。例如古代泄柳、段干木的不仕，黔娄的安于贫穷而不仕，再有如「不食嗟来食」，最终饿死而不食的人。很多古人是如此，有骨气！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贫贱是人们所厌恶的，“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作善降祥，这才是富贵的道理原因；不作善而来了吉祥，这种好事我不要。贫贱很痛苦，有贫贱的苦因，所谓「作恶降殃」，若没有作恶事而得贫贱，这是天命，我也不去除贫贱，我就接受它。

看到货财，要想到道义。

成语出处 《论语·宪问》：“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而又深刻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儒家思想贯穿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规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走向。它从人性和情感出发，建构了一套植根于人心深处血缘亲情之上，和谐家国、社会、自然、人生的学问。它彰显了“仁爱”、“和谐”、“秩序”的价值，它弘扬道德精神，追求刚健有为的人生，向往大同盛世。它不仅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昨天，它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依然鲜活地生长在现代社会中，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源头活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民族的未来。

儒家把由对家庭的责任感、义务感，扩充到对社会、国家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并实践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行为中，从中获得生活的意义和实现人生的 价值。近代以来，儒家伦理精神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政治、文化运动，尽管各自指向的具体政治目标不同，但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根本目标却是共同的。这些伟大运动中自觉而真诚的领导者、参加者，虽然思想上有差异，但由于在这个世界环境中国家民族的险恶处境而产生的忧患感、危机感却是相同的，由此产生的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而忘我的奋斗精神、牺牲精神也是相同的。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 儒家伦理道德意识中的社会责任、使命感的现代转化，它凝聚了推动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是根本精神动力，过去如此，当前仍如此。

社会良好道德秩序的实现，最后总要落脚到个体的道德修养，只有通过个体的道德修养，道德规范才能深入人心，才能作为一种主动的精神力量发挥作用。儒家认为人性善，具备了道德的可能。因而“为仁由己”，反躬内求，便是道德的完成。古代中国形成了一套富有民族特色的修养方法，如慎独、内省、自讼、主敬、集义、养气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曾子所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重公爱国、尚义、识大体，与人为善，友爱互助，谦让和气等。孙中山虽主张铲除帝制，建立民国，但他并不全盘否定儒学，相反，赞赏“天下为共”的儒家思想，并主张发扬固有的传统道德，提倡仁智勇的精神。

儒家的有价值之处：讲究人格气节、道德修养、社会责任、和睦相处、温和统治“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重义轻利”“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统治者爱民，以身作则；“贫而无谄，富而无骄；莫若贫而乐，富而好礼”道德追求无止境。

缺点：重德轻智、才，经常造就一些无用的好人。过于强调社会责任，轻个人利益、自由。缺乏有效的、理性的社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