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理学：由北宋周敦颐“开山”，张载和程颢、程颐兄弟二人奠基，南宋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唯心主义体系，人称“程朱理学”。(程门立雪，程颐，杨时、游酢zuo)
陆王心学：和朱熹同时的陆九渊因本体论和方法论上与朱熹产生分歧，而建立了主观唯心主义体系。明代王守仁又发展了陆学体系，人称“陆王心学”。
张载之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往往从人性中寻找道德的起源，论证善恶。孟子认为人性善，荀子认为人性恶，董仲舒讲性三品，汉代杨雄讲性善恶混，都只是从一般的修养论着眼，停留在道德论的范畴，没有从世界观高度探讨。张载则从世界观高度，对人性善恶作了论证。认为人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天地之性是善的，气质之性有善有恶。天地之性就是仁义礼智，是人的形体未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气质之性是人的形体形成之后而有的。
张载说“万事只一理”。何谓天理？二程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天理。他们说：“忠者，天理。”（《遗书》卷十一）“礼即是理也。”（《遗书》卷十五）“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间。”（《遗书》卷五）朱熹也强调说“'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这样，理学家就把把封建伦理纲常变成了人人不可违犯的天理，封建道德原则被夸大成了宇宙的最高原则。
既然三纲五常是天理，是至善的天地之性，人人必须发扬光大，那么与此相对应的是什么呢？理学家说是人欲。人欲是恶，所以，存天理，灭人欲。有人问程颐说：生活孤苦无依的寡妇为了生存能否再嫁，他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就是要求妇女牺牲生存的“人欲”，保全封建道德——夫为妻纲的天理，他的这句话成为后人垢骂理学的根据，被认为是“以理杀人”。
朱熹在对张载《西铭》的解释中说过：世界万物都是天地的子女，天地则是由“理”派生出来的，这就叫“理一”；万物产生之后，就有了“大小”和“亲疏”之分，“亲疏异情，贵贱异等”，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就叫“分殊”。（见张横渠集）卷一）朱熹还用佛教“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论证“理一分殊”。他说：“本只是一太极（理），而万物各有禀赋，又各自全具一太极尔。如月在天，只一而尔，及散在江湖，则随处可见，不可谓月已分也。”（《朱子语类》卷九十四）这是对佛教华严宗“一多相摄”思想的袭用。
评价：理学创立之初，并未得到统治者的重视，甚至还曾被明令禁止，朱门弟子作鸟兽散，朱熹在凄凉中病死。然而，朱熹死后不久，统治者就意识到理学对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于是，朱熹死后九年，被宋宁宗谥为“朱文公”。后来，朱熹的《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又被列入学馆，成为法定的教科书。元代以后，理学成为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朱熹的《四书集注》（《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了科举考试的依据。
陆王心学：
这一派的思想渊源来说，受孟子影响较大。心学的创始人陆九渊直接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象山先生全集·杂说》)。陆九渊认为“心即理”，使主观的自我本心与客观的天理达到不可分离的等同。陆九渊还提出了“良心”概念，认为它不但是道德的根源，而且先验地具有辨别善恶的能力，所以，人的道德修养不需要象朱熹那样“格物致之”，通过穷究事物的道理，来推展扩充自己的知识，而只要自识本心，存心明性。
王阳明将世界万物统一于人心，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阳明全书·与王纯甫》）。王学的主要哲学命题是：心外无物、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强调心是宇宙的本体；肯定知行之间的相互关系、相互包含和动态统一；教人要扩充良知，要身体力行，在实践中追求人生理想。他肯定凡夫俗子也可以通过道德修养达到最高境界，“满街都是圣人”（《传习录下》）。由于他主理论上强调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倡导怀疑精神，结果，适得其反，造成了对封建道德的离心力，最后导致理学解体。
其众多弟子对于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论迷惑不解，向他请教说：南山里的花树自开自落，与我心有何关系？他回答说：“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
陆王心学的哲学价值在于它把宋儒之“理”，从外部搬至人的内心，也就是说，人们可以根椐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去把握，而不是一味被动地去适应外部规范。这样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把人们的认识从现实的儒学礼教中解脱出来，使人们有了独立判断的可能。
宋明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其中，“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的伦理异化，严重地毒害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另外，也应该看到，宋明理学强调通过道德自觉，达到理想人格的建树，也强化了中华民族注重气节和德操、注重社会责任与历史使命的文化性格。因此，对于宋明理学的精华与糟粕，正面与负面的效应，我们应当具体地历史地加以分析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