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先秦儒家
（二）汉代儒学
（三）宋明理学
（四）现代新儒家
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流的儒家学说，诞生于先秦，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
先秦儒家是诸子百家之一。为什么会有诸子百家兴起？
诸子百家学说产生于东周时期。
西周时代，周天子是天下宗主，礼仪文化的重心所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文化完全由官府控制，“学在王官”。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历史进入春秋战国时期。王室日渐式微，宗法礼仪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王纲解纽，诸侯争斗，“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甚至政出大夫，陪臣执国命。值此“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学在官府”的局面难以维持，原先供职于王公贵族、诸侯大夫的士人，被迫散落民间，或聚徒讲学，或求售新主，此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混迹民间的士人，在相对自由竞争的环境下，四方游走，宣言自己的学说，博取诸侯的青睐。百家争鸣，思想文化空前繁荣，奠基了在中国文化历史中的基础地位，被称为“轴心时代”。
士，原本属于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处于贵族的最低等级。他们拥有卿大夫封予的“食田”，接受过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之教。平时作为卿大夫的家臣，战时充任下级军官。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即为武士。在严格的宗法社会里，士终身依附于卿大夫，不得有丝毫的僭越之举。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改变了士的生活，把他们推上了社会。动乱的时世同样改变了大批王公贵族子弟的命运，随着宗族“礼法”的松弛以至瓦解，他们丧失了往日的荣华富贵，再也无法躺在祖荫之下，享受世卿世禄的生活，而沦落到士的行列，不得不依靠自己的心智和口舌，谋生立命。以上两种人构成了春秋战国士阶层的重要部分。
士阶层的另外一大来源，是庶人中的佼佼者。“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戏剧性变化，出入车马，锦衣玉食的优厚待遇，尤其是出将入相，位及人臣的政治地位，极大地刺激了士阶层的急剧膨胀（如出身贫寒的张仪、百里奚等被秦拜为相）。（士由三部分人组成：原来意义上的士；没落王公贵族子弟；平民或庶民中的优秀者）
西周时期，社会实行的是贵族政治，权力、财富、文化都被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尤其是上层贵族掌握而且世袭，庶人不得参政议政。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有些出身下层的人——主要是卿大夫阶层，不满足于这种生来的不平等，要求重新分配权力及其他社会资源。于是出现了许多以下犯上、破坏等级秩序的“篡权”行为，周天子的威望大大下降，诸侯国之间展开了争夺霸主的残酷斗争，人民生灵涂炭，血流成河，面对这种社会大动荡，士人如何评价和作为？
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一个转型期，中国向何处去？回答这个问题只有士人。汉代刘向、刘歆、班固等认为，诸子百家出自周官。儒家代表文士（主管教育、负责治丧与祭祀等各种仪式）、墨家代表武士、道家代表隐士（史学之官）、法家代表谋士（刑法之官），名家出自辩士，阴阳家出自方士（天文之官）。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哀叹“世风不古，人心日下”，主张维护西周的旧制度——那种名分固定又温馨和睦的礼乐制度，但旧制度崩溃是大势所趋，并不因为儒家维护而停止。所以，先秦儒家的政治主张带有保守性和不合适宜性，必然不受欢迎，但其中温和的统治思想却很适合社会稳定时期，故到汉代被统治者采纳。
墨家主张兼爱、非攻、互利，用无差等的爱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批判强凌弱，众暴寡，贵傲贱，智欺愚的现实，虽带有人道色彩，但也不适应春秋争霸的局面，而且由于其主张爱无差等，也很难在和平时期适应中国的家族宗法社会，所以，不能与儒家比肩，后衰落。
道家以“道”的自然无为为出发点，主张人性返朴归真，无欲不争，反映了对春秋争斗现实的无奈，所以不可能成为那时的主流，但其逍遥自由的人生观，却可以形成与儒家刚强进取的人生观互补的格局，带有永恒的价值。
法家主张富国强兵，争于气力，是最适合春秋战国争斗局面的现实主张，因此成为最受欢迎的学说，成了秦国称霸和一统天下的思想基础。但法家思想中的道德无用论，过于倚重残酷的法律和强权的高压，使它很难作为一种长期的治国策略而存在，所以，汉代以后统治者儒法并用，儒表法里或阳儒阴法或德主刑辅。
名家即古代的逻辑学家，因为中国人的务实性思维，把他们的行为视为玩弄概念游戏，故被排斥。
阴阳家的阴阳五行思想主要影响了中医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