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金元四大家
战国时期《黄帝内经》的问世，东汉时期《伤寒杂病论》的成书，奠定了中医理论和临证治疗学的基础。以后的隋唐和宋代，中医学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临证上，都有所发展，出现了孙思邈、王焘等著名医学大家。
孙思邈行医80多年，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两书。他医德高尚，曾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如此”。
药王孙思邈对我国医药学贡献的“二十四个第一”：
1.医学巨著《千金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临床医学百科全书，被国外学者推崇为“人类之至宝”；
2.第一个完整论述医德的人；
3.第一个倡导建立妇科、儿科的人；
4.中西医结合工作第一人；
5.第一个麻风病专家；
6.第一个发明手指比量取穴法；
7.第一个创绘彩色《明堂三人图》；
8.第一个将美容药推向民间；
9.第一个创立“阿是穴”；
10.第一个扩大奇穴，选编针灸验方；
11.第一个提出复方治病；
12.第一个提出多样化用药外治牙病；
13.第一个提出用草药喂牛，而使用其牛奶治病的人；
14.第一个提出“针灸会用，针药兼用”和预防“保健灸法”；
15.系统、全面、具体论述药物种植、采集、收藏的第一人；
16.第一个提出并试验成功野生药物变家种；
17.首创地黄炮制和巴豆去毒炮制方法；
18.首用胎盘粉治病；
19.最早使用动物肝治眼病，现在证明富含维生素甲p ；
20.第一个治疗脚气病并最早用彀树皮煎汤煮粥食用预防脚气病和脚气病的复发，比欧洲人 早一千年，现在证明富含维生素乙（维生素B）；
21.首创以坤剂（雄黄等）治疗疟疾病，比英国人用砒霜制成的孚勒氏早一千年；
22.第一个提出“防重于治”的医疗思想；
23.首用羊餍（羊甲状腺）治疗甲状腺肿；
24.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入民间，向群众和同行虚心学习、收集校验秘方的医生。
“金元四大家”之一：刘完素与寒凉派
刘完素为金代人，他认为伤寒病多和“火”热有关，“六气”——风、热、湿、火、燥、寒中的风、湿、燥、寒，都能够化火生热，即“六气皆从火化”，既然认为病症多和“火热”有关，就提出使用寒凉药物治病，以“清热通利”的法则为主。因此，后世称以他为代表的学派为“寒凉派”。
“金元四大家”之二：张从正与攻下派
张从正为金代人，他认为凡人有病，都由“邪气”引起。这种“邪气”不是人体所固有的，或者从外部侵入，或者体内靠某种因素生长起来。人体一旦受到“邪气”的侵扰，“正气”自然就虚弱了。只有把“邪气”攻掉，“正气”才能恢复。因此，他对疾病治疗的原则就是攻病除邪。他以张仲景《伤寒论》中的汗法、吐法、下法为基础，主张凡病邪在皮肤间的用汗法，在上部的用吐法，在下部的用下法。因为他多主张“攻下”，后世则称为“攻下派”。
“金元四大家”之三李杲（gao)与补土派
李杲为金代人，他非常重视脾胃的作用，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依靠充足的“元气”，而“元气”的充足，要靠“脾胃之气”来滋养。因此，只要伤了“脾胃之气”，维持生命的“元气”就会受到损害，人就要生病了。即所谓“内伤脾胃，百病由生”，他特别强调应用温补脾胃的方法，被后人称为“补土派”。
“金元四大家”之四朱震亨与养阴派
朱震亨为元代人，他突出的成就，是在研究“火热”疾病的基础上，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学说，提倡“滋阴降火”的方法，被后人称为“滋阴派”、“养阴派”。
6.李时珍《本草纲目》
在李时珍任职太医院前后的一段时期，经长时间准备之后，李时珍开始了《本草纲目》的写作。在编写过程中，他脚穿草鞋，身背药篓，带着学生和儿子建元，翻山越岭，访医采药，足迹遍及河南、河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广大地区，以及牛首山、摄山（古称摄山，今栖霞山）、茅山、太和山等大山名川，走了上万里路，倾听了千万人的意见，参阅各种书籍800多种，历时27年，终于在他61岁那年（1578年）写成。
《本草纲目》凡16部、52卷，约190万字。全书收纳诸家本草所收药物1518种，在前人基础上增收药物374种，合1892种，其中植物1195种；共辑录古代药学家和民间单方11096则；书前附药物形态图1100余幅。这部伟大的著作，吸收了历代本草著作的精华，尽可能的纠正了以前的错误，补充了不足，并有很多重要发现和突破。是到16世纪为止我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
面对浩瀚的本草宝库，如何驾驭、操纵它便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可以说这是李时珍最大的贡献之一。他不仅解决了药物的方式、检索等问题，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植物分类学方面的新见解，以及可贵的生物进化发展思想。
李时珍打破了自《神农本草经》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上、中、下三品分类法，把药物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莱、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包括60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书中还系统地记述了各种药物的知识。
中药知识
中药药性分：四气五味。四气指温凉寒热；五味是指辛、甘、酸、苦、咸。不同的药性、药味有不同的药物作用。
辛：有发散、行气血、滋补润养的作用。发散药，如麻黄、薄荷。行气血，如陈皮、木香、川芎。滋补润养，如菟丝子、蛇床子。
甘：有补益、和中缓急的作用。滋补气血，如党参、熟地。缓解腹中挛急疼痛，如饴糖、甘草。
酸（涩）：有收敛、固涩（止泻、止血）作用。收敛——自汗、盗汗：龙骨、目力。固涩——久泻、脱肛：赤石脂、禹余粮、罂粟壳。
尿频、失禁：覆盆子。遗精、带下：芡实、莲子、金樱子。
苦：有泻火、燥湿、通泄下降作用。降泄（降气）杏仁——泄降肺气，止咳平喘。清泄（泻火泄热）山栀——清心泻火。燥湿：黄连清湿热；厚朴温化寒湿。
咸：有软坚散结、泻下、潜降之作用。软坚散结：海藻、昆布、瓦楞子。泻下“芒硝”。潜降：羚羊角、石决明。
五味 即是通称的辛、酸、甘、苦、咸五种药材滋味，另还有淡味。
五味作用特点在于“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
上述五味，辛甘淡味药属阳，酸苦咸味药物属阴。每种药物都具有气和味，气、味各有其作用。故同性药物有五味之别，同味的药物亦各有四气之异。如同一辛味药，有辛寒（浮萍）、辛凉（薄荷）、辛温（半夏），辛热（附子）、辛平（佩兰）等。
| 四性 | 属性 | 作用 | 代表中药材 |
| 温 | 阳 | 祛寒补虚 | 红枣、黄芪、当归、川芎 |
| 热 | 祛寒 消除寒症 | 肉桂 | |
| 寒 | 阴 | 清热解暑消除热症 | 金银花、黄连、大 黄、生地黄 |
| 凉 | 降火气，减轻热症 | 薏仁、菊花、西洋参、罗汉果 | |
| 平 | 健胃开脾，强壮补虚 | 枸杞、芝麻、芡实、甘草、白木耳 |
7.明清两代的温病学派
温病是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两类，主要还是指传染性。明代医学家吴有性是代表人物，1642年写成《瘟疫论》一书，认为温病的致病和传播是由于感受了“戾（li)气”。
在明末崇祯十四年（公元1641年），山东、河南、河北、浙江等地温疫流行，患者甚多，甚至延及全家。由于医家当时用一般治疗外感病的方法，或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治疗，或妄用峻攻祛邪之剂，往往无效，甚至导致病情迁延，进一步向危重阶段发展，致使枉死者不可胜数。
鉴于以上情况，吴有性潜心钻研，认真总结，提出了一套新的认识，强调这种病属温疫，非风非寒，非暑非湿，非六淫之邪外侵，而是由于天地间存在有一种异气感人而至，与伤寒病绝然不同。不论从病因、病机到诊断、治疗均有区别，使其与伤寒病分开另论，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贡献。著有《温疫论》。
8.近代中医发展困难时期
主张废除中医第一人俞樾
鲁迅1922年和1926年写的《呐喊自序》、《父亲的病》中对中医进行严厉的批评批评，用辛辣的笔墨嘲讽了中医存在的弊病：故作神秘和玄虚、拼命捞钱、草菅人命的恶劣职业道德。并发誓决不看中医。
郭沫若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他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并希望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这个地方不取模棱的态度。并断定：“国医治好的病，反正都是自己会好的病”。还绝对化地说：“中医和我没缘，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说到国内反中医，有不少重量级的人物: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独秀等。然而，真正算得上“反中医”、“废禁中医”第一人的，其实是一个叫余云岫的人。
1879年，余云岫出生于浙江镇海。年轻时的余云岫目睹中国科学落后、积贫积弱的现状，带着报国之志到日本求学。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汉医遭到废止，日本医学得到全新发展。
这给了余云岫强烈的刺激和启示。余云岫把在日本学到的西洋医学和早年学到的中医两相对比，觉得后者相形见绌。由此，他发出了“长习新医，服膺名理”的感叹，立志以医学革命为毕生追求。
1916年，余云岫从日本毕业回国，开始了他雄心勃勃的医学革命。而他的革命首先拿中医开刀。1917年，余云岫写成《灵素商兑》一书，全书约2.5万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著作。在书中，余云岫痛批中医，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总之，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
1929年2月23日至26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议，与会者包括褚民谊、颜福庆、伍连德等当时的医界名流共14人。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身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一位中医人士参加。
会议讨论了余云岫起草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障碍案》。这一提案除了“一个'医学外行'次长和一两个参事抱怀疑态度外，其余是满场一致通过”。随后，该提案写入2月25日的会议记录。2月26日，上海《新闻报》率先将此事公诸于众。3月2日，余云岫主编的《社会医报》出版中央卫生委员会特刊，公布“废止中医案”。
此案一出，医界鼎沸，全国震动，立即爆发了中医历史上空前的抗议风潮。全国中医界人士群情激愤，成立国医公会，通电全国，游行集会、请愿罢市。这些平日穿长袍的中医先生们，与当年的学生一样，走上了街头，走到国大会议的会场，进行静坐绝食抗议。面对全国中医界和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政府为了息事宁人，不得不取消废止中医的提案。
虽然这次提案最终被取消，但对中医的打击是巨大的。余云岫对中医基本理论的否定，差不多为当时的舆论界所接受。从这个意义上讲，余云岫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因此，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时期，轻视、歧视、排斥、限制、打击中医的政策和言论不断出现;而另一方面，中医药界人士的集会、请愿、游行、罢市等斗争，也是此起彼伏。
“中医的'系统'，是一个未经实证也难以否证的系统，要接受它必须依靠信仰。因为这一套系统非常模棱两可，怎么说都说得通，所以同一个病人，让三个名中医来看可能就有三种说法。现代医学依靠的是客观的医疗手段，而中医看重的是主观的医术，而这种对个体的强调，正是宗教、哲学的一个特征。”
——方舟子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大家看病都选择西医，只有少数现代科学知识比较缺少的人才选择中医。
中南大学教授张功耀，他大力主张废除中医。
张功耀
阴阳平衡是维持和保证人体正常活动的基础，若如平衡失调和破坏，则导致人体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影响生命的正常活动。但究竟何种特征发展到何种程度算“平”或“不平”，这个问题中医并没有涉及。阴阳五行并没有提供一个判断“平不平”的客观标准，依靠的是中医的存乎一心，但王中医和李中医各自存乎的“一心”不一致时，应该听谁的？根据中医理论能无可争议地判断出他俩的“一心”谁对谁错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之所以称阴阳五行只是哲学而不是科学，原因在于它不遵守“客观、逻辑、实证、可重复检验”等科学的方法与规则，也不具备科学理论的“排它性”和“可证伪性”，在面对人类的疾病这种非常客观的东西时，不能根据阴阳五行理论得出一个“排它性”的解释，究竟什么是失调、什么是太盛、什么是不和、什么是虚实？也没有一个能够量化的标准，对待同一个患者，王中医说脾胃不和，可李中医说和的很呢，两人依据都是同一个阴阳五行，但谁对谁错莫衷一是。
9.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得到大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1956年成立第一批五所中医药学院，至今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含民族医药）47所，中医类高校在校生2009年52.7万人，注册中医师37万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到中医药发展逐年增加，2005年投入41.4亿元，2009年达到109.7亿元，增长1.65倍，国家自然基金中医中药类科研专案「十五」期间共计800项，投入1.77亿元，「十一五」期间共计2300项；投入6.25亿元。
毛泽东论中医（1954年7月30日）：
中医对我国人民的贡献是很大的。中国有六万万人口，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我们人民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须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
中西医比较起来，中医有几千年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不过几十年。直到今天，全国人民疾病的诊疗依靠中医的仍占五万万以上，依靠西医的则仅数千万（而且多半在大城市里）。因此，若就中国从有史以来的卫生保健事业来说，中医的贡献与功劳是很大的。
祖国医学遗产，若干年来，不仅未被发扬，反而受到轻视与排斥（如对中医举行考验，内容有生理、病理等课程，考不及格就不发给证书。另外，还有中医条例，中医进不得医院等）。对中央关于团结中西医的指示未贯彻；中西医的真正团结也还未解决。这是错误的。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错误一定要纠正。首先就要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的思想要改变。